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

两千多年前，滇池南岸与东南岸，风物温润，水域普遍。先民们傍水而居，从湖中捕捞螺蛳和鱼类，驯养牛、猪等牲畜，使用釜、罐等陶器炊煮保藏，带领玉玦、玉镯等饰物妆点生存；更掌抓青铜冶真金不怕火本领，锻造出实用的器用、明锐的刀兵，以及绰有余裕的礼器……恰是这片春意盎然的地皮，滋长出了独具特点的地域端淑——“滇”。

何为滇？据文件与考古发现，“滇”看成地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记》：“元封二年，皇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玉玺，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玉玺。滇小邑，最宠焉。”

河泊所遗迹考古现场航拍

然则，在半个多世纪前，古滇国仍粉饰在重重迷雾之中，众东谈主对其知之甚少，仅能从零碎史料中窥豹一斑。

鼎新出当今1956年。在石寨山遗迹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孙太始清算棺底时，随机间触遭遇一块坚毅的泥块。他留心翼翼用刷子拂去层层土壤，一枚熠熠生辉的金印明白披露——印纽为蛇形，盘踞于印身之上；印面泄漏镌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

出土于石寨山古墓群的“滇王之印”，现展于中国国度博物馆。张耀予 摄

这枚纯金钤记的出土，犹如一把钥匙，揭开了尘封两千余年的古滇国历史。它不仅为《史记》等文件纪录提供了可信实证，也让阿谁千里睡在滇池之畔的迂腐王国重睹天日。与此同期，新的疑问也随之浮现：古滇国的王人城究竟位于那儿？滇东谈主确凿的聚居中心又在何方？

探寻滇的聚落

河泊村，位于滇池东南岸一派蟹屿螺洲之上，曾是古代伏击的船埠。明代地舆学家徐霞客曾在纪行中这么描绘：“黄洞山之西，有洲西横海中，居庐环集其上，是为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蜗居也……”

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合伙海外高校，启动了对滇池东南岸的系统性考古拜谒。这次拜谒共发现79处古滇文化及汉文化遗迹，河泊所遗迹是其等分袂面积最大的一处，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仅约一公里。

贵寓图 石寨山古墓群 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供图

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探讨馆员、河泊所遗迹考古名目负责东谈主蒋志龙回忆：“2008年至2010年的拜谒明确自满，河泊所遗迹并非新石器时间遗存，而应该属于青铜时间。”这是初度将河泊所遗迹跟石寨山遗迹辩论在了沿途，并明确建议：河泊所遗迹是一处与古滇国密切关联的聚落遗迹。

鉴于其在通盘滇池的东南岸、南岸乃至西岸所有这个词遗迹中领域最大、出土物等第最高，那时的考古简报初度勇猛建议——河泊所遗迹极有可能是滇的王人邑。

“这个瞎想在那时如实有些勇猛。”蒋志龙坦言。因为河泊所遗迹所处的滇池东南岸，是地势相对平坦的冲积平原地区，莫得断崖，加之近邻王人是塑料大棚，在平面上无法判定地势诊疗，因此无法判定河泊所遗迹中枢区域。

2014年，跟着石寨山大遗迹系统性考古职责的全面启动，一场以寻找滇文化聚落为主义的探寻之旅崇拜拉开序幕，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肩负起对河泊所遗迹开展长远拜谒与发掘的重负。

通过分析滇池水位变迁、千里积地层，并结合对“台地18”的重点发掘，考古团队最终证明：古滇国的聚落要点，就在这片冲积平原之上。

贵寓图 河泊所遗迹群 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供图

勘测远离自满，河泊所遗迹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中枢区位于“上蒜一小”区域，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年代跨度从商周延续至秦汉。遗迹原始地貌呈“台地—水域”交错分袂，造成河网密布、台地杂沓的历史聚落景不雅，兼具居住、墓葬、祭祀、手工业坐褥等多种功能分区。其中，西部区域联结出土无数滇文化典型遗存，极可能为滇国王王人所在地。

而在东部区域的上蒜一小发掘地点，考古东谈主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谈路、城墙、环壕、排水系统、水井等遗迹，以及“益州”铭文瓦当、云纹瓦当、筒瓦、板瓦、菱形纹砖等高级第建筑构件。“益州”云纹瓦当顶部有小篆书写的“益州”二字铭文。在汉代，惟有官署能使用象征性笔墨建筑。在此区域还发掘出无数的汉代官印私印封泥、官方行政布告简牍，确证此地为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

“益州”铭文瓦当，拍摄于 “从西南夷到益州郡——战国秦汉时候的云南”展。刘薇薇 摄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谈路，大略是从汉代修筑并使用，经由了屡次修筑、屡次放弃、反复重修造成。”考古队员莫云笺指着一条曾埋藏于地下2000多年的谈路先容谈。层层叠压的土壤中，搀杂着绳纹瓦片、碎螺壳及小石子，谈路两侧设有排水沟渠，自满出教训的聚落狡计理念。

汉代谈路。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供图

如今，考古学界普遍以为，河泊所遗迹既是古滇国的王人邑，亦然西汉益州郡的郡治。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伏击的历史图景——汉武帝树立益州郡时，并未糟蹋古滇国旧有中心，而是在其旁营建一座“新城”。这一作念法既保留了古滇端淑的文化基因，又体现出中央王朝营建新城、扩充郡县制的治默默慧，是中汉端淑和平性与包容性的活泼体现。

那些束缚“喷薄而出”的遗存，如同新人命的怡悦律动。对考古职责者而言，寻找古滇国聚落的旅程才刚刚驱动，充满极新、充满但愿。

窥见“一址双城”细节

封泥的发现，号称一场不测之喜。

“往常咱们只知谈晋宁石寨山古墓M6出土的‘滇王金印’，但好多对于古滇国、滇王等的‘滇’的事情，历史文件内部也莫得纪录。”蒋志龙坦言，“是以，谁也没猜测，竟会找到‘滇国相印’封泥……”

2018年12月，蒋志龙带领团队对河泊所村村东进行考古挖掘，在职责主谈主员在对挖出的胶泥进行筛洗时，“当洗出了笔墨性的东西，胶泥上‘滇国相印’四个字泄漏可辨，咱们坐窝就意志到它的份量。”尽管笔墨明确无误，但在“滇王之印”出土已逾60年确当下，团队最先的反馈却是困惑与不明——为何此前从未见过关联纪录？这一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滇国相印”封泥。拍摄于 “从西南夷到益州郡——战国秦汉时候的云南”展

据先容，“滇国相印”封泥出土于放弃的41号河谈90号灰坑，为官印封泥，封泥印面尺寸20.2毫米，经由相等陶化减轻，其用印的印面应约23—24毫米见方，十足顺应西汉中晚期官印的轨制措施。

“结合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记》的纪录和石寨山早先出土的青铜器、滇王之印等，与‘滇国相印’封泥收尾了对应，细目为滇的物资遗存。”蒋志龙暗意。

“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史记·西南夷传记》等古代文件对于古滇国史迹纪录的缺失，何况从什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从纸上的寥寥数语，到出土文物的铁案如山，象征着汉武帝在树立益州郡、赐滇王玉玺的同期，还成立了“滇相”一职，建立了一套融合地点与中央的行政管束体系。

由此，考古行家们合理推断：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依然纳入华夏王朝的行政管束体系之中。

而后数年，河泊所遗迹的继续发掘束缚带来惊喜。远离当前，已出土封泥跳动2000枚，主要出土于河谈旯旮的灰烬堆积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亦有私印封泥、玄门封泥及无字封泥等类型。尤为罕有的是，一批与古滇国及益州郡径直关联的封泥接踵现身，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进一步勾画出这座“一址双城”——既是古滇国王王人、又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地的行政肌理与历史轮廓。

方寸间的鲜嫩历史

走进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石寨山大遗迹考古职责站，职责主谈主员正在细腻地对简牍进行开拓与保护，揭取、红外拍照、初洗、绑夹、精洗、红外扫描、灭亡……一枚简牍需履历12谈精细工序，方能重睹天日。

部分简牍展示。 拍摄于“从西南夷到益州郡——战国秦汉时候的云南”展

简牍多为木质，远离当前共清算出5万多枚，其中带字简牍是1.4万多枚，为汉隶墨书。其内容极为丰富，涵盖布告、官方往返布告、法令布告、户籍名册(户版、名籍)、邮驿记录、物资相差账目、家庭财产申报、私东谈主书信乃至文籍片断，触及政区建制、职官轨制、赋役轨制、法令轨制、民族关系和交通状态等内容，号称一部埋藏于地下的“汉代西南方疆档案”。

2022年，河泊所遗迹出土了一枚写有“滇池以亭行”的简牍，年代属西汉时候。据先容，“滇池”在此指滇池县廷，是收信地址；“以亭行”则标明其传递神志，通过汉代的邮亭系统寄递。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汉代在益州郡境内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邮驿收集，更成为判断该区域极可能为滇池县廷所在地的过错左证，对厘清遗迹性质具有决定性预见。

“树立益州郡之后，简牍本色上组成了一个地区的管束档案库，它们记录的是发生在益州郡内一件件真实的历史事件。”蒋志龙说明谈，“河泊所出土的这批简牍，极地面弥补了传世文件纪录的不及，通过对它们的释读与整理，咱们不仅能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缺，更能深化对这一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相貌的瓦解。”

考古东谈主员清算简牍。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供图

当前，仍有无数简牍正排期恭候保护与开拓。考古东谈主员将逐字释读、系统整理，从这些“书于竹木”的碎屑中，拼合出一个个被时光掩埋的历史细节。

滇汉共治奏响端淑和会乐章

在河泊所遗迹考古发掘现场，一幅有序而专注的图景徐徐伸开：考古东谈主员或俯身细腻清算探方，或操作摆臂吊将土样运出，以便后续水洗筛选——每一铲土、每一派陶，王人可能赋存着通往两千年前的密码。

河泊所遗迹考古现场

从最先仅见于《史记》寥寥数语的奥妙古国，到如今通过封泥、简牍、城址、谈路等遗存逐渐变得弥漫、活泼、具象；从孤独发展的滇文化，到纳入郡县体系、融入华夏端淑——河泊所遗迹正以无声的考古实证，申诉着一段西南方疆与华夏端淑交织融合的壮阔史诗。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职责设计”崇拜获国度文物局批准并启动实施，象征着对古滇端淑的系统性探索迈入新阶段。2025年5月1日，《昆明市石寨山大遗迹保护条例》崇拜实行，看成昆明首部专项文化遗产保护地点性规矩，旨在全面擢升石寨山大遗迹文物保护、科学探讨、价值阐释、展示传播及公众讲授等方面的详细能力。

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供图

其中，河泊所遗迹“一址双城”(古滇国王王人与西汉益州郡治并存)的考古发现，成为石寨山大遗迹公园建设的中枢亮点。“讲了了各地是怎样一步步融入归并的多民族国度这个‘人人庭’，恰是河泊所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叙事。”蒋志龙以为，石寨山大遗迹公园的狡计应科学布局，展陈成立要阳春白雪，让平常不雅众“看得明白、听得进去”；同期要依托继续的考古后果，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以愈加活泼形象的神志收复云南方疆地区融入中汉端淑的历史细节。

河泊所遗迹荣誉。云南省文物考古探讨所供图

频年来，河泊所遗迹屡获盛誉：2023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5年4月，又得手踏进“2024年度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几代考古东谈主近半个世纪的执着探究与追寻，更是西南方疆与华夏地区遥远来往、相易、和会的活泼见证，照耀出中汉端淑多元一身段局造成的历史端倪。

“不错说，咱们当前对古滇国的探讨仍处于起步和打基础的阶段。”采访左近尾声，蒋志龙感触谈。他的目光中，明慧着对古滇国考古探讨的古道与效力。

九有共贯，万里同风。咱们期待在将来，石寨山—河泊所大遗迹考古后果将如抽丝剥茧般层层揭开古滇国的奥妙面纱——不仅重现益州郡树立后“滇汉共治”的处分图景，更在时空交叠中，重返滇池南岸、东南岸那段明后而又奥妙的也曾……(刘薇薇 王睿妮 李斌)

起原：“端淑云南”微信公众号开yun体育网